我們該如何辨別一個人是否“現代”？他們又是什么時候變得“現代”？其實，“變得現代”，本身就是一個過程。它是社會模式漫長的變遷積淀，你幾乎無法察覺。《遠方的陌生人》作者詹姆斯·弗農，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專注于現代英國史、大英帝國史及全球化研究。這本書要探討的就是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晚期，英國如何完成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現代轉型”。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在熟人面前，往往比在陌生人面前更容易做出不端行為。因為你總認為，親友會容忍你。這導致了整體人口的道德感大打折扣。相反，陌生人在彼此交往中卻能生發自律的道德規范，契約精神。換言之，它的核心是社會關系的抽象化，我們不再考慮對方是誰，不必在意私人關系的親疏，按公共關系也能達成自己的目的。

作者認為英國進入陌生人社會有三大助推力：人口迅速持續增長，超大規模的城市化，人口在更廣范圍內的流動性。前兩條讓城市有了“密集恐懼癥”的癥狀，所以又依賴第三條來解決。它催生了交通運輸的“大革命”：如大大改善的道路設施、交通網絡以及火車汽船的應用。移民成為“新常態”，甚至和帝國主義掛上了鉤，出現了移出英國的新趨勢。

此書的深刻處旨在描述一種辯證化的“重塑論”。“英國進入陌生人社會”這一最大現實，讓舊的生活模式、政治治理面臨“報廢”，急需重塑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如在城市、街道等公共生活里，陌生人邂逅需要掌握安全、體面的行事方法，一套都市生活的教養禮數應運而生。家庭生活則更看重隱私管理，不斷剔除外人（雇員、學徒、家庭教師、仆人）和外戚，把工作場所和居住空間區隔開來，逐漸形成了“核心家庭”（只有父母和子女維系的家庭）。

陌生人社會也重塑了政治治理新模式。精確系統化的人口普查讓英國開始以抽象形式（數據）治理臣民。英國的稅收標準化操作，讓人覺得公平公正。然而，人們相信的并不是收稅官，而是合理的程序，標準的工具。文官系統則把官僚程序變成一種職業方式，標榜致力于“公正的服務事業”。所謂的“通才”就像機器的控制系統，“專才文官”則像機器的操作系統。每個人卻很難發揮主觀作用，他們都不過替代官僚系統運行而已。作者揭示的“國家權力抽象化，國家機器匿名化”的政治轉型，就是福柯描繪的現代社會的“微分權力”。它沒有形象，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前現代國家權力的那種“人格特征”，早已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