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UNCTAD）近日發布的投資趨勢監測報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2020年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減少了42％，投資水平創下近30年來的新低。后疫情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恢復跨境投資？

世界經濟論壇以線上方式舉行的“達沃斯議程”對話會剛剛落下帷幕。在為期四天的議程中，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會組織領導人，就“把握關鍵之年，重建各方信任”的主題深入交流，探討了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環境、社會、技術等全球挑戰，尋求合作抗疫和推動復蘇的方案。

在1月29日主題為“重新調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小組討論會上，全球創新基金首席執行官澤婉（Alix Zwane）認為，盡管在短期內我們看到的是FDI活動的下降，但實際上國際投資和貿易流動的需求是很強的。為了促進建立可持續的FDI體系，我們需要對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測算，并做好應對措施。

根據UNCTAD的報告，中國疫后的經濟恢復十分迅速，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收國。中化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寧高寧稱，中國近年來幾乎成為當今全世界最開放的國家。中國一直在對自由貿易和FDI表示歡迎，同時中國的經濟復蘇也更好、更快，這是資本將中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原因。

“在新冠大流行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有一些調整或遷移到低成本的其他東南亞國家。但漸漸地，這些國家的投資又回到了中國，中國的高科技和開放的市場，正吸引著這些投資。這是市場本身提供了發展機會，是一個公司驅動的過程。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市場，并歡迎投資和公司發展。”寧高寧說。

FDI帶來的三大結構性挑戰

法國商務投資署主席、國際投資大使卡尼（Pascal Cagni）認為：“從本質上講，如果要重新考慮外國直接投資，需要清楚你是否要保護本國經濟。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將法國列為歐洲最具投資吸引力的國家，這是因為我們非常專注于讓國家和公司在受到最小損害的情況下歡迎FDI，從而確保我們挺過這場危機。”

卡尼表示，在法國，總人口的10%與國際投資直接相關，國際投資占據了法國20%的研發費用和30%的出口。“FDI本質上對我們是一件好事，讓投資來到法國并盡可能地歡迎它們，這是解決我們的問題和繼續保持經濟增長的關鍵。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走向失敗并失去財富。”他稱。

澤婉表示，盡管FDI在極短期內有所下降，但事實上，全球可持續融資的潛在資金池正在增加。只是出于一些結構性的原因，FDI難以到達最需要這些投資的市場。澤婉提出三大結構性挑戰：一是我們如何衡量FDI的影響，從而思考我們愿意承擔的風險；二是如何在追求社會價值的過程中進行結構性投資管理風險；三是如何結合金融優惠和更多的商業資本以及混合交易，并證明這是行得通的。

“如果你認真嚴謹地衡量投資的影響，那么我們創建的投資就會容忍金融風險，從而追求社會價值。我們可以仔細考慮如何補貼商業資本，讓商業資本更早地擠進這些將因缺乏FDI而受到影響的市場，我們可以真正幫助資本不再做旁觀者，而是進入這場棋局、推動復蘇，并奪回我們在過去一年中因新冠大流行而失去的所有收益。”澤婉稱。

要建立起合理的、透明的政策機制

卡尼說，在目前充滿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我們要做的不是關閉邊境、固步自封，而是要建立起合理的、透明的政策機制，把共同合作的基礎條約清晰化，最近歐盟推出的《數字市場》法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歐洲，我們的儲蓄水平現在非常高。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些錢，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聚焦在創新投資上面。我們不應該容忍每5歐元中就有1歐元存在銀行里，或者只用于在房地產的金融世界里制造泡沫。我們應該把錢投入到好的公司里。”卡尼補充道。

芬蘭發展合作與對外貿易部長斯金納里（Ville Skinnari）則表示，在促進FDI方面，以芬蘭和歐盟的發展經驗來看，貿易條約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盡管目前全球出現了對于全球貿易組織的批評，但是清晰的貿易協定和條約依然是促進全球貿易繁榮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澤婉稱，我們應該為那些有耐心和風險承受能力的金融工具提供資本，以支持重建市場。在考慮最不發達國家和那些希望資金流動增加的地域時，如果我們要實現“不讓一個國家掉隊”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要想辦法幫助調動國內資源，加快投資和外部流動。

“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政策挑戰之一。我們看到，經合組織中西方國家的發展機構，正在增加其預算規模和在雙邊援助中的作用。但是，我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如何為這些發展基金創造正確的激勵措施，以提高能源等傳統部門以外的公共服務質量。我認為這對我們的發展籌資機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那就是思考如何加快和提高各部門的公共服務質量。我說的不僅是能源部門，還包括水利和公共衛生部門，甚至是農業部門，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混合資本的創造性方法，從而加快欠發達國家的公共服務質量。”澤婉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