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退休干部部 于志遠

　　歲去弦吐箭。轉眼中化集團已經走過了60年風雨。回首這其間經歷的點點滴滴，讓人十分感慨，其中上世紀60、70年代化肥對日貿易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我國的化肥工業是在舊中國遺留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生產能力差而且數量少，遠遠不能滿足農業建設需求，因此每年需要進口大量的化肥。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落在了中化肩上。上世紀50年代，公司頂著國際上“封鎖禁運”逆流的壓力，積極開展和擴大民間貿易，成功地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化肥進口任務。到了60、70年代，隨著我國外交事業的不斷發展，對外影響不斷擴大。在這其間，公司在完成國家下達任務同時，更為促進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一定貢獻。

　　上世紀60、70年代是世界化肥生產、消費狀況快速發展變化的階段。比如1960年—1961年年度化肥（氮肥）的生產量為1019萬噸，而到了1969年—1970年度已漲到3122.8萬噸，猛增了三倍。這個時候的世界化肥產量已經遠遠地供過于求。由于化肥生產上的嚴重過剩，引起化肥（氮肥）價格大幅度下跌，國際化肥市場一片混亂。由于化肥推銷不出去，搞得美、歐等西方大生產廠商非常狼狽。當時世界上主要的化肥進口國有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國，但這些國家由于種種原因沒錢買化肥。因此國外的化肥大生產廠商都想靠我國進口化肥，以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于是，世界上主要的化肥生產商特別是日本的生產商天天給公司來電報，要求到北京談判。記得那時日本廠商報500萬噸的氮肥供量，這個數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國際環境雖然與5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國際上的反華勢力依舊猛烈，特別是我們的鄰國——日本，當時執政的佐藤政府反華態度尤其猖獗，多次挑起如“制造兩個中國”、“拒絕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入境”等事端。而佐藤政府又試圖搞政、經分離，企圖一手與我國做生意賺錢，一手繼續反華。

　　當年開展業務可和現在不一樣，每一次與外商談判既要爭取合理的價格，又要從國家外交大局考慮，真算得上是斗智斗勇。在當時國際化肥市場供大于求，生產廠商有求于我國，同時反華勢力猖獗的情況下，我們制定了對日本化肥談判的策略和原則，即以我為主，首先滿足政治友好的商社和團體；其次盡量分散訂購滿足小廠商，孤立、排斥一些大壟斷商社和集團。于是，我們對那些暗中幫助佐藤政府反華的大集團公司，從中日貿易名單中排除出去。

　　于是在60、70年代的化肥對日貿易中，我們既訂購到國家所需要的、價格合理的化肥，又團結了日本中、小企業和商社，盡量孤立、排斥一些大壟斷商，對日本佐藤政府反華也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1970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會見來訪的日本國際貿促會代表團和松村謙三訪華團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對日貿易四原則”，其中特別強調經濟要服從政治。周總理的講話，對日本貿易界震動很大，加之大企業集團在對我國的貿易中嘗到了閉門羹的滋味。于是，1970年5月11日，日本貿易界三井、三菱、住友等六大公司宣布接受周總理提出的四原則。這在當時算是一個不小的外交突破，作為國家重要的外貿企業之一，中化在這其中也作出了不少貢獻。

　　有人曾說，“生活是傳承，也是創新”，我覺得工作和事業也是這樣。對中化這個已經走過60年風雨歷程的企業來講，今天意氣風發的新一代中化人堅持創業精神的同時，不斷奮勇創新，中化未來一定更加輝煌。